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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董的产生需要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洋行改变以自有资金从事代理业务的经营方式，积极寻求与华人的合作;二是华人对股份企业这一新生事物有投资的热情，持有企业的大量股份。在上海，这两个条件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逐步形成。

那么，聘用华董这样一些人物究竟会对外商企业产生怎样的作用，他们在公司决策中职权如何，出任董事的薪酬多少?这些问题可以从最早进入上海、规模最大的老牌洋行——怡和洋行所属企业的华董个案中管窥蠡测。

华董产生的历史背景

从19世纪70年代一直延续至8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投资者在西方人控制的公司里的人数逐年增多，无论在合股经营中还是出口贸易中的专门性服务，依靠中国人帮助的外国企业也一年比一年多起来。同时还出现中外商人合资从事商品投机，以及合股经营“当铺、戏馆之类纯中国式店铺”的情况。

到了1875年，中国人要求将资本使用于外商经营的轮船公司、保险公司、船坞和仓库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了。怡和(作者注：最著名的一家老牌英资洋行，远东最大的英资财团，清朝时即从事与中国贸易。洋行对香港早年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亦是首家在上海开设的欧洲公司)的报告多次谈到中国人也是“几家外商轮船公司的大股东”。(作者注：1867年起，怡和洋行的私人信件的主要内容就谈到需要同“本地商人”合作，并且提出今后的利润应该从中国人所不能胜任的领域中取得。)

到1891年，上海海关税务司曾在他的报告中提到：“中国的资本不但大量投资于上述那种纯属本国人的企业，而且也投资于由外国人建立和在外国董事会领导下的公司。我得知，有些外国企业的股份至少有40%是由中国人持有。本地银行中相当大部分的存款——我不敢冒昧地猜测有多大比例——也属中国人所有。我已经说过，悬挂外国旗的轮船有中国资本的投资，当然中国资本也大量地投资于招商局的股份。总而言之，我认为上海的未来要靠中国、中国人和他们的利益，外国人跟着他们跑将是明智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外商企业中的华董群体就应运而生了。

华董的产生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是外商邀请。如郑观应被洋商士多达等推举为董事。鸿源纱厂筹备之初，洋董就邀请朱葆三进入临时董事会。1882年，怡和丝厂开设后，怡和洋行总大班即请徐棣山去做董事。

二是股东公举。东海轮船公司在招股宣传中，声明办事章程均由怡和洋行会同董事办理，4名董事须每年由股东公举正直的人担任，以昭慎守。唐景星出任公正轮船公司和北清轮船公司的董事，就是由他的“本地朋友”推举出来，“代表他们和外国商行做生意”、“照顾他们的利益”。

那么这批华商当选董事的条件是什么?从对已知华董的身份背景分析中发现，他们大都熟悉洋行的业务，有一定的英语基础，与洋人关系密切。同时有深厚的商业背景，在华商中也有影响力。总而言之，他们是当时华商中的佼佼者，不仅能出入洋场，结交官场，而且在华商中有振臂一呼、四方响应的号召力。

唐景星与怡和洋行所属企业

在出任怡和洋行买办前，毕业于香港教会学校的唐景星历任香港殖民政府、上海海关翻译。怡和洋行的老板克锡曾称赞唐景星“这个人的英文是这么样的精通”。

唐景星在华人社会中也有极高的威望，是许多同乡组织、同业团体、慈善机构的领袖人物，身兼丝业公所、洋药局、茶叶公所、广肇公所、仁济医院、格致书院的董事，还是一些慈善机构辅元堂、清节堂、仁济、元济堂、普育堂的董事，这足以说明他在华商中的身份和影响力。

1870年7月，怡和大班约翰逊()鼓励买办唐景星和他的朋友们购买北清轮船公司的“南浔”号轮，并将其委托给怡和代理。约翰逊称：“北清轮船公司的华人股票持有者已以3万两购进‘南浔’号，并让出他们的股票……这艘船交由我们代理，将以总收入的5%作为佣金，但不预付。”

1871年前后，唐景星拥有“南浔”号的一半股份。1872年9-10月间，唐景星以副主办人的身份忙于筹建华海轮船公司。1872年底，约翰逊终于以开创资本32.5万两组成了一家新的股份公司——华海轮船公司，12月12日初次分派股权时，其中华商股份占935股：“南浔”号(船东为唐景星等人)400股，唐景星招徕华股300股，怡和洋行福州买办阿唯(Awei)招得235股。在分配的4600股中，怡和洋行占64.2%，其他外商占15.5%，中国人占20.3%。唐景星也理所当然地成为该公司的董事。

紧接着他又为华海轮船公司的业务扩展而奔走努力。1872年，唐景星因招揽俄商和华商在长江各埠托运的货物，特别是茶砖，转口天津，然后从陆路运往蒙古、俄国，因而对怡和洋行的天津航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怡和洋行本身由于受1867年与旗昌洋行所订协议的约束，不能在长江行轮。唐景星因而于1872年4月把自己同原旗昌洋行船舶工程师斯佩丁买回来的轮船“洞庭”号投入长江航线，以期与旗昌洋行争夺直达天津的货运。该轮虽由斯佩丁注册为美国船只，并由他本人担任船长，但业务经营却由唐景星负责。

唐景星在1872年6月特地赴汉口为“洞庭”号筹划货运业务。正如约翰逊致怡和洋行汉口经理安德森信中所提出的，“洞庭”号接受怡和天津各轮的货物联运。

在惠代尔(怡和洋行驻香港总经理)写给约翰逊的信中有一段讲到，自从怡和洋行在轮船业务上投入较多资本以来，唐的建议和贡献特别可贵。唐曾于1873年3月初访问香港并同惠代尔会谈多次。3月11日，惠代尔写信给约翰逊道：“阿李(Aleet，原怡和洋行买办)与唐景星同轮返回，我们的买办很谨慎小心，对一般情况，没有多作议论，他只是希望(华海轮船)公司的工作能顺利进行。”

1873年唐景星离开了怡和洋行，担任轮船招商局的总办后，仍旧同怡和在北洋航线上紧密合作。因此唐景星一直连任华海轮船公司的董事，直至1877年。

唐景星出任华海轮船公司董事期间，也参与董事会的决策讨论和审核公司财务报告。向股东大会提交的财务报告一般不是董事自己编写，而是委托专人负责，但只有经过董事的审核确认后方具效力。

在目前所见到的财务报告书中，有华董签名的6份，1份是华海轮船公司1874年第三次股东年会上提交的损益报告书，落款者共4名董事，唐景星也名列其中。华海轮船公司在1875-1876年度，董事和稽核人费用总计支出1752两，董事4人，人均400两左右。

唐景星凭借个人的能力、声望也赢得了华洋社会的肯定。1892年唐景星去世后，字林报馆对他的报道，算是对他一生的盖棺定论：

任何关心中国进步的人们，都将为闻知唐景星先生去世的噩耗感到悲痛。……由此结束了他在这个伟大的国家历史进程中开创新纪元的事业。那些熟悉这个人及其他曾为之发挥过重要领导作用的事件的人们，将会对中国这段历史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他经常被同胞阻碍、干扰、误解、中伤，但他始终坚信一个目的，开发和发展国家的财源、引进和改善科学的方法，引进先进的教育。

中国的轮船航运业、科学的矿物开采、铁路和电报线的铺设，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他的发起和成功经营。他创造了第一，在一系列进步的事物中他是一个热情的发起者和明智的指挥者，尽管他与后来的一些革新没有直接联系。很难再找到一个人来取代他的位置，他历尽万难去追求自己的目标，以罕见的智慧来包容同胞无知的偏见，但从来没有因为他们的干涉或反对而放弃自己的目标。

上周五传来中国公民中的启明星和领袖唐景星先生的死讯，尽管他只是个有名无实的官员，但在过去20年中国的和平进步中，他比其他公民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他的一生中，诚信正直无可挑剔。

……开平煤矿、轮船招商局、天津铁路(即唐胥铁路)仍在见证他的知识、精力、组织和管理能力。他是外国人永久的朋友，他与许多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的去世无论对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一个永久的损失。

徐棣山与怡和丝、纱厂

徐棣山是近代上海著名的丝商。他在大成丝栈学生意时，学会了洋泾浜英语，也认识了许多丝客。后来担任大成丝栈的通事，经常跑洋行，逐渐与怡和洋行的外国人熟悉了。大成丝栈倒闭后，他又与人合开永达成丝栈，后拆股退出，自己在北京路清远里开设怡成丝栈，在上海丝栈中有些名气。

所以，怡和开设丝厂时就请他去做董事。1882年开办的怡和丝厂(EwoSilkFilature)，全部股票的十分之四由外国人出资购买，其余由中国人购买。董事会中3人为中国人，占据半数。徐棣山是该厂最大的华商股东，还拥有优先股。

怡和丝厂的筹建和经营也证明了华董对外商企业的作用。怡和洋行的洋人很早就企图自己到内地收购蚕茧，但当时不允许一般洋商随便到内地活动，更不能直接买卖货物。而且当时只有苏州、无锡等地乡农肯卖茧子，其他如湖州、杭州各地产户只售辑里丝，不卖干鲜茧。

怡和洋行为了自办丝厂，就请徐棣山出面在无锡等地向大地主和绅士如杨宜芳、薛南溟、高隆泰、孙锡藩、孙锡斋等租赁茧行收茧。丝厂在新闸的地基也由徐棣山经手通过图董觅购，这里紧靠苏州河，设厂条件优越，不仅可以充分借重水道交通，而且保证了充足的水源。

正是由于徐棣山在丝厂筹建和原料供应上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他不仅一直担任该厂的董事，而且从1895年起还兼任怡和纱厂的董事，直至去世后，董事席位由其长子徐贯云继任，股份则由妻子和长子分享。

怡和洋行于1898年在香港设立的香港染织厂，也于1914年移设上海，称为杨树浦纱厂，设立资本150万两，分为优先股5000股，每股100两，普通股20万股，每股5两，潘澄波和吴麟书出任该厂董事。1921年6月14日，怡和、杨树浦、公益三纱厂合组为怡和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原来三厂的董事会亦合并，董事会成员9人，华人董事有徐贯云、祝兰舫、潘澄波、吴麟书。

根据徐贯云回忆：“(怡和丝厂)华董并不到行办公，偶然到行，即坐在总大班间。总大班间有洋董的写字台，而两个华董只有两张大扶手高靠背的圈椅，没有写字台。丝厂遇有要事，如增股、派红利、人事重要更动等，即开董事会。开会时买办唐杰臣也被邀参加。会由洋董主持，他把议案提出，华董们通过一下，签个字，就算完成。”

报酬方面，徐棣山出任董事每年得车马费2500两，还保有优先股。这个数目或许包括怡和丝厂和怡和纱厂的董事薪酬(作者注：怡和丝厂的薪酬是多少尚无资料证明)。而怡和纱厂1897-1898年度的董事费支出3750两，董事5人，人均750两。

那么，这个薪酬标准在当时意味着一个怎样的水平?

张仲礼先生在研究19世纪中国绅士的收入后发现，清朝文官一品年俸180两，朝廷官员额外俸禄90担大米;九品俸禄33.114两，朝廷官员额外俸禄15担大米。武官一品的年俸605.6两，七品年俸35.9两。

当时，劳工一年的收入只有5至10两银子。19世纪80年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7.4两银子，这一数额按批发价可以购买一个中国人平均每年所消费大米数量的2倍。这种比较的结果是令人吃惊的，华董一年的薪酬相当于甚至超过朝廷一品大员的年俸，几乎是100个劳工一年辛苦劳动的收入总和，可以养活一百几十个人。

华董在参与外商企业经营决策的过程中，学到了近代企业经营管理的方法，也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因此在中国早期近代化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对中国自办股份制企业的兴起有筚路蓝缕之功，而且是众多新式企业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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