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3年的甘肃南部，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这就是著名的甘南农民大起义，也叫“甘南民变”。它前后持续了近一年，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时正值抗战时期，中国的部队在和日寇的残酷战斗中损失惨重，急需补充兵员。甘肃的地方官员呢，却借着抗日的名义，大肆抓捕壮丁。他们可不管你是小贩还是过路人，只要能抓到，就绝不放过。解送新兵的时候，就像押送重刑犯一样，用绳索捆绑着。接收新兵的官员更是可恶，趁机敲诈勒索。老百姓只要和“壮丁”沾上一点边，那可就惨了，往往会倾家荡产。而被抓去的壮丁呢，生命也是朝不保夕。

这种残酷的现实，就像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得老百姓们喘不过气来，最终把他们逼上了绝路，不得不奋起反抗。1943年1月10日，在甘肃定西的临洮县边家湾，回、汉农民率先举起了反抗的大旗。这就像一颗火种，点燃了甘肃南部农民心中的怒火。在马福善、马继祖父子和陈国栋、吕百元的领导下，他们喊出了“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的响亮口号，为了生存，他们勇敢地站了出来。起义队伍可不含糊，他们在临洮东峪沟二十里铺设下埋伏，成功伏击了国民党军的接兵队伍，一下子就夺得了24支捷克式长枪。接着，在排子坪又和伪保安大队遭遇，经过一番战斗，击毙了7名敌人，还俘虏了中队长、分队长和士兵各1名。这就像星星之火，迅速在甘肃南部各地蔓延开来。其实，这场起义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早在1940年就开始了前期筹划。这里面有一个关键人物，叫刘余生。刘余生是1904年出生在甘肃省临洮县衙下集的一个有志青年。1927年，他在学校里受到了中共兰州特别支部宣传部长马凌山的影响，从此就积极投身到了革命活动中。1931年，他担任临洮杨家庙小学校长的时候，还曾经动员学生和民众攻占县城，赶走了不良县长，大家都叫他“造反校长”。后来他不幸被捕入狱，还好被群众保释了出来。

从那以后，他就四处联络志同道合的朋友。1941年1月14日，他和史鼎新、王新潮等人秘密聚会，决定成立西北民主政团，联络洮河流域的各族贫苦农民，准备发动武装暴动。到了1942年，刘余生积极行动，联络了不少人，还想着为起义筹备枪支呢。他发现了国民党东路交通司令马锡武部在兰州水磨沟药王洞弹药库的管理漏洞，于是就趁机搞到了一批枪械，并且成功地把这些枪送到了临洮。

可就在1942年腊月，甘南各地农民陆续开始起事的时候，刘余生却在动身的前一天夜里被国民党当局给逮捕了。1943年1月16日，王仲甲在衙下集镇组织当地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大家都推选他当司令。他带领着农民军和同时起义的康乐县回族起义领袖马继祖、马福善的队伍会合在一起，然后积极扩充兵源。在他们的影响下，全省各地的农民都纷纷响应。

1943年3月上旬，在临潭县水磨川，800多藏汉僧俗人民在肋巴佛的领导下，也举起了义旗，他们成立了“饥饿团”。肋巴佛带领大家攻破了县城，击毙了县长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刘鸣也在3月上旬率领保丁和一部分农民起义南下，攻占了宕昌和西固县城，还威胁到了武都县城，并且发布了《告西北各族各界同胞书》。

1943年农历四月，各路义军冲破了敌人的封锁，汇集到了武山县武马镇，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也就是武马会议。这个时候，甘南各地的群众都积极响应起义，形成了汉、回、藏、东乡等民族的联合大起义。榆中农民起义也是这次甘南农民大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1943年正月二十五，王仲甲、毛可让、马福善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了榆中新营，打败了国民党军的一个连。接着，榆中农民在黄作宾、李凤华等人的领导下也揭竿而起，人数达到了3000多人。农历二月份，义军决定攻打榆中县城，可是在战斗中遭遇了国民党军的突袭，最后不得不撤退。

1943年3月中旬，义军在皋兰南乡的马坡召开了军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大家统一了番号，把起义军命名为“甘肃（农民）抗日救国义勇军”，还对今后的作战方向做了规划。从这以后，义军打了很多漂亮的仗，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的贪官污吏。比如说安华雄部，不仅袭扰了西兰公路，还在夜里袭击了兰州城边的西果园汽车站，这可把兰州城给震动了。

到了1943年4月中旬，起义军的主力部队已经达到了5万余人，活动范围涉及到了20多个县。6月上旬，各路起义军领导人在武都草川崖举行会议，又把起义军的番号定为“西北各民族抗日义勇军”，并且进行了整编。这个时候，甘南农民起义达到了最高潮。然而，高潮之后往往就是低谷。国民党调集了6个正规师和一个空军中队来围攻义军。义军虽然英勇，但毕竟敌强我弱，最终还是溃败了。

6月中下旬间，起义军在敌人的追击下，多次突围后渡过了洮河。过了洮河之后，他们在临洮与康乐交界地区分散活动，想着建立根据地坚持斗争。可是，敌人太强大了，他们寡不敌众，在1943年10月，这场轰轰烈烈的起义最终还是失败了。在这场起义中，大约有3000人牺牲或者被国民党军屠杀。

起义的另一位领导人刘余生，他在被捕后遭受了残酷的折磨。但是他心中的信念却像一团燃烧的火焰，始终没有熄灭。1943年年底，他终于出狱了。他下定决心要向延安汇报甘南农民起义的情况。1945年春节，他趁着特务放松警惕的时机，成功逃脱。他带着王德一的儿子王效忠和武都青年谢成德，徒步向延安走去。他们一路上历经艰难险阻，经过了漫长的跋涉，最终到达了陕甘宁边区。刘余生向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详细汇报了起义的前后过程和重要情况，不久之后，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月，他在延安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后来又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毛主席和中共中央肯定了“甘南事变”是革命行动，还指示在这个基础上开展甘肃地下党的恢复重建工作。

1943年甘南农民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历史意义却非常重大。它就像一把利剑，揭露和震撼了国民党在甘肃的黑暗统治。它还像一道屏障，牵制和削弱了国民党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力量，为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和抗日力量提供了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