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贞观年间，平定东突厥、瓦解薛延陀，先后消除威胁唐王朝北陲的两大边患，漠南漠北游牧民族纷纷内附。贞观二十一年，回纥等部请于突厥之北、回纥之南设置驿站，开辟出一条方便使节来往的大路，史称“参天可汗道”。同时，于参天可汗道南端设置燕然都护府，“以导宾贡”，为管理各羁縻府州的最高机构。

唐高宗永淳元年，突厥阿史那骨咄禄召集亡散余众起兵入寇，短时间内自立可汗建立政权，史称后东突厥汗国或第二突厥汗国。后东突厥汗国崛起后，骨咄禄、默啜带领其部众频繁侵寇唐朝北部疆域。景龙元年，唐中宗任命张仁愿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统御防备突厥事宜。张仁愿上任后，趁默啜可汗西击西突厥的机会，于突厥南下要塞修筑了西、中、东三座受降城，以隔断其南北通路，“自是突厥不得渡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掠”，北陲遂安。

燕然都护府和中受降城现如今还存在吗？在哪里？其作用是什么？能反映出唐朝北部边疆治理体系有怎样的变化呢？

燕然都护府是唐朝在北疆设置的首个都护府，为参天可汗道的南端点。关于燕然都护府治城所在，前人依据《元和郡县图志》“于今西受降城东北四十里置燕然都护”的记载，均将其指向西受降城东北处。《中国历史地图集》将燕然都护府标示在黄河故道乌加河东北、今天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以南的方向。李宗俊新撰《新忽热古城与汉受降城及唐燕然都护府治所关系辨》一文，认为《元和郡县图志》所记“四十里”为“四百里”之误，将燕然都护府治城考证为今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新忽热古城。

在今天的包头平原，经考古调查发现有两座唐代古城，西面一座为位于今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的二狗湾古城，东面一座为位于今包头市九原区的敖陶窑子古城。前人多将敖陶窑子古城与中受降城联系起来，但敖陶窑子古城所在位置与史料记载的中受降城位置不能完全吻合。地方文物爱好者提出了二狗湾古城为中受降城的观点，但未作严格考证。《高阙新证》一文提出敖陶窑子古城可能是燕然都护府的观点，亦未展开讨论。

依《新唐书·地理志》所记，中受降城东北八十里处有呼延谷。呼延谷是位于今天包头市市区北部、沟通乌拉山的山间通道昆都仑沟，沟谷平坦开阔，便于车马通行，自古就是穿越阴山的理想通途。唐代一里约合现代552.6ｍ，唐代八十里约合现代44km，那么中受降城大体应在昆都仑沟南谷口西南约44km的位置。以往学者多认为是中受降城的敖陶窑子古城位于昆都仑沟南谷口的东南方向，与史书记载相悖。而二狗湾古城所在位置恰好在昆都仑沟南谷口西南约44km处，可与史籍记载相对应。

二狗湾古城地处黄河南岸的高台地之上，东北距黄河昭君坟渡口约3km，黄河一级支流西柳沟在古城东侧由南向北注入黄河。城址墙体沿高台地外缘修筑，城邑的具体规模不是特别清晰，现残存北墙和西墙，北墙残长约980m，西墙残长约240m。墙体均以黄土夯筑而成，其中北墙西段可见墙体剖面基宽约9.7m，残高约5m，夯层厚7.5-8cm。城内地表散布有汉代、北魏、唐代等多个时代的遗物，可见唐代的白瓷、绞胎瓷和三彩釉陶等。

史载张仁愿修筑的西、中、东三座受降城均位于黄河北岸，而二狗湾古城现位于黄河南岸，似与史料记载相悖。有专家已作考证，唐代的二狗湾古城实际上位于黄河北岸，清代由于黄河改道才转至黄河南岸。该城址初建于汉代，为五原郡宜梁县。《水经注》云：“河水又东迳宜梁县之故城南”，可见在汉代黄河是流经二狗湾古城之南的。北魏时此城又被沿用为石崖城，唐代继续加筑沿用为中受降城。二狗湾古城东北约1km处有一座高大的石山，当地人称作昭君坟，很可能就是唐代突厥人祭祀建筑拂云祠所在的拂云堆。

自汉代以来，包头平原之上的黄河渡口，即已存在东、西两处，今天分别为南海子渡口、昭君坟渡口。二狗湾古城控扼昭君坟渡口，汉代宜梁县一名即与渡口密切相关。而敖陶窑子古城则紧邻南海子渡口，汉代在今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大树湾村一带建有五原县，新莽时一度更名为填河亭，亦与渡口密切相关。

敖陶窑子古城位于今包头市高新区共青农场四队敖陶窑子村北侧，南距南海子渡口约3km。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包头市文物管理处等单位曾对古城作过考古调查。城址平面大体呈长方形，南北长约880m，东西宽约800m。城墙夯筑而成，残宽3-10m，残高1.2-3m，夯层厚6-8cm。城墙西南角、东南角各有一座角台，南墙正中辟门，门址宽约10m。

城内采集遗物有唐代盘口高颈陶壶、“开元通宝”铜钱等，还发现有辽代特征的三彩盘、沟纹砖等。该城址位于二狗湾古城东北约22km处，约合唐代四十里。既已考证二狗湾古城为张仁愿所筑中受降城，而敖陶窑子古城位于其东北四十唐里处，那么是否存在《元和郡县图志》所记燕然都护府“于今西受降城东北四十里”之“西”字为“中”字之误的可能性呢？下面结合唐代河套地区交通道路变化再作探究。

包头平原作为河套平原的组成部分，与其北部乌拉山共同构成秦汉及唐王朝京畿的北边门户。秦直道的最北端即位于包头平原，秦朝九原郡郡治九原县为今包头市九原区麻池古城北城。汉代依托秦直道与黄河在包头平原东西两侧分别设置了两个渡口，东面的渡口有五原县，西面的渡口有宜梁县。唐代，这两个渡口依旧被沿用，唐朝初年使用的应是东面渡口，经此渡口北行可至敖陶窑子古城，再向北出昆都仑沟至漠北草原，此路线即为唐初回纥等部往来参拜的“参天可汗道”。

燕然都护府自贞观二十一年初置，在阴山南麓扼守通漠北大道，掌“抚尉诸蕃”“征讨携离”事宜共16载。龙朔元年冬，回纥酋长比粟毒率领其众连同同罗部、仆固部共犯边，唐高宗任命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与燕然都护刘审礼等人带兵平叛。龙朔三年回纥叛乱被讨平，唐廷将燕然都护府由漠南移置漠北回纥腹地，并更名为瀚海都护府。总章二年又更名为安北都护府，为当时九大都护府之一。高宗末年，后突厥汗国崛起，安北都护府逐渐收缩，最终退回阴山以南地区。三受降城筑成后，安北都护府又曾先后移治于西受降城、中受降城，此时对于今包头平原黄河渡口的利用也多转至中受降城附近的西渡口。

过黄河渡口，经中受降城、呼延谷入回纥的驿道，贾耽将之记为“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回鹘道”是在“参天可汗道”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只不过唐朝初年过黄河多取道今包头平原的东渡口。开元十五年，后东突厥毗伽可汗遣使上奏吐蕃欲联之共同寇边之事，玄宗嘉其诚“仍许于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之所”，说明随着唐朝北疆形势的变化，三受降城之西受降城的职能逐渐从军事防御扩展至防御、贸易兼具。这种转变在安史之乱后进一步显现，“自艰难以后，河、陇尽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庭，须取回纥路去。”由于传统沟通西域的道路被吐蕃阻断，唐廷只得借道回纥重建与西域的联系，唐肃宗以后回纥恃功多次与唐朝进行绢马贸易，西受降城不仅成为唐、回纥贸易的中心，也逐渐成为“回鹘道”的必经之地。

日本杏雨书屋所藏《敦煌秘笈》第一册《驿程记》，记载了唐宣宗大中五年沙州使团去往唐都长安的日程及路线。梳理此件文书所记内容，可大致还原沙州使团在今河套地区的行程路线：经回鹘道南下抵达今狼山，经狼山通道达拉盖沟进入后套平原，后东行至西受降城，由西受降城沿着狼山南麓东行至天德军军城（今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乌梁素海东畔土城子古城），经天德军城南下至乌拉山西山嘴后折东至中受降城，经中受降城继续东行至子河驿，经子河驿东行至振武军，后由振武军南下至雁门关进入太原、去往长安。

由《驿程记》可知，唐朝中后期经漠北回鹘道进入河套地区的路线已从中受降城移至西受降城，李吉甫撰写《元和郡县图志》时西受降城已经取代中受降城成为沟通回纥的要冲，于是产生了“于今西受降城东北四十里置燕然都护”的误记，正确的表述应该是“于今中受降城东北四十里置燕然都护”。

河套平原之中的包头平原，在秦汉时期以及唐代，由于位于首都所在的关中地区的正北方，它的地理位置是极为重要的。秦朝于此设九原郡，将九原郡北面的乌拉山命名为高阙，为秦王朝的北阙。山中通道昆都仑沟为高阙谷，南谷口处设有通往北荒中的高阙关，形成秦王朝的北国门。

西汉时期，九原郡更名为五原郡，郡治仍在九原县，与秦朝九原郡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元封元年，汉武帝北巡至五原郡，经高阙至朔方郡。《汉书·武帝纪》记载曰：“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汉武帝渡黄河后所走的线路，与唐初参天可汗道大体一致。这里的长城，指分布于阴山南麓、沿用自战国赵武灵王长城的汉长城。这里的单于台，似在高阙以北的北假中之地。《旧唐书·回纥传》记载“于故单于台置燕然都护府统之”，这里的“故单于台”应即指汉武帝所登匈奴单于台，但位置在乌拉山以南。《旧唐书》的“故单于台”位置显然属于误记，但这一条史料表明燕然都护府位于汉武帝的北巡路线之上，汉武帝渡黄河应是在五原县附近的东渡口，途径了后来的燕然都护府。

唐一代，唐王朝与突厥、回纥等北方部族之间的交通，有着一个由东向西的变化过程，先后以燕然都护府、中受降城、西受降城作为沟通漠北的漠南中心城邑。李吉甫编著的《元和郡县图志》，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八年，此时西受降城已取代中受降城的中心地位，导致他对唐初燕然都护府的位置所在也发生了误解。本文重新梳理考证燕然都护府、中受降城的位置所在，对于构拟唐朝北部边疆治理体系及其变化，具有着一定的考古与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