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书利:楼市下半场,都市圈的机会才刚刚开始

9月27日晚,界面楼市私享会《经济下一站:城市群唤醒新动力》如期举办。壹房产创始人叶书利作为嘉宾分享了精彩内容。现就昨晚精彩内容做一个整理,再次分享给大家。

叶书利认为,楼市确实已到转折点上:不管从人口流动还是楼市调控政策来说,今天的中国楼市皆已到了转折点处。

但楼市的下半场,并不意味着楼市投资机会的消失。恰恰相反,从人口流动的角度来说,都市圈的机会才刚刚开始,而作为都市圈下的环一线,正成为最大的投资机会地。

中国的人口红利已停滞吗?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全国范围来说,2010年中国房价背后的人口红利便已到了顶点。这可从人口结构与人口流动两个维度来加以说明。根据李迅雷的数据统计,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来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峰值在2010年,当时比例已达到74.5%的高点,到2013年这一占比已经降至72.8%,预计到2020年这一占比将会降至70%以下。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年龄段的人是房产消费的主要人群。伴随计划生育及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这个人群占比从2010年的高点后开始下降。

另一个角度便是人口流动,主要代表就是农民工进城,从而新增购房需求。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汇总后发现,2010年外出农民工增速达到了峰值,为5.5%,对应增加了800万左右的非农劳动力。但仅仅隔了5年,至2015年外出农民工数量只增加0.4%,接近于零增长。而且,流动人口数量也净减少560多万。

换句话说,2010年不仅是劳动人口年龄的峰值年份,也是人口流动量的一个峰值年份。

因此从房价背后的人口结构及人口流动两个维度上说,2010年已到峰值。

未来人口流动的抽水机为什么是都市圈?

虽然中国人口的总量式红利已结束,但结构性红利仍在继续。

纵观全球各国人口流动规律可以发现,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超过50%时,这个国家的人口流动主要向大城市的都市圈集聚,其他城市的人口流动开始减缓,甚至面临负增长。而2016年中国城市化率为57.35%,标志着中国的人口流动已进入都市圈化时代。实际上,从国际对比角度来说,中国的都市圈化也才刚刚开始。

(图为各国大城市在一个国家中的人口占比情况)

从上表中的各国对比数据可看到,世界级都市圈的人口集中度大多是非常高的,除了纽约都市圈外,其他世界级都市圈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都超过了10%。而再来看下中国的三大城市圈,北京、上海、广州的比例分别为1.6%、1.8%、1.0%,和其他国外的城市相比非常低。

另外,从大城市的人口集中度对比也可看出,中国大城市的人口占比也比较低:虽然中国目前已经有4-5个人口可能超过2000万人的特大城市,但只有23%的人生活在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中,而在美国和日本这一比例分别达到45%和65%。另外,中国仅有11%的人生活在人口超过500万的超大城市中,明显低于美国的21%和日本的57%。

再换个角度对比下:美国排名前20位的大都市区聚集了37.4%的人口,生产了46.6%的GDP,获得了63%的专利。作为对应数据,中国2010年排名前20位的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GDP占全国的29%,分别比美国低28.4和17.6个百分点。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达57.35%,城市化已进入都市圈化阶段,但仍属于都市圈化的初级阶段,即超级城市的人口占比仍然偏低:

正因为如此,链家董事长左晖近日对此预测说,中国未来近70%的人口,即近10亿人口将逐渐集中到都市圈里去。

因此从人口流动来说,都市圈化的人口集聚才刚上路。

政策角度,中国政府也正在顺应这股都市圈化潮流。在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央府首次在中央层面提出都市圈战略:“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

相应地,时下的中国三大都市圈分别提出了各自的都市圈化战略:京津冀一体化、上海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

在接下来都市圈化的人口集聚运动中,中国人口的主要流向地为“三大+三小+强省会”。

“三大”即三大都市圈,即京津冀都市圈、长三角都市圈和粤港澳大湾区;

“三小”即三大次都市圈,包括中原都市圈、武汉都市圈和成渝都市圈。

“强省会”即一些经济实力强,虹吸能力强的强省会,也会成为都市圈时代下的人口抽水机。

正常的话,按照世界城市发展规律,未来的“三大+三小+强省会”将聚集中国近七成的人口,也构成接下来中国楼市的20%价值区域。其中的“三大”更会成为大城市化下的主要人口虹吸地。除此之处的其他地方楼市,从中长期趋势角度来说,基本上已无投资价值。

环一线为什么是时下都市圈的人口主要承接地?

环伺全球都市圈的发展逻辑,大城市化的都市圈人口增长会经历下述三个阶段:

1,中心化阶段;

在这个阶段,人口不断向城市的核心区集聚,城市发展的核心逻辑是“吸血式发展”;相应地,城市核心区的人口不断增长;

2,远郊化阶段,即都市圈化阶段;

当中心化阶段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城市核心区的发展便出现了大城市病,即城市发展遇到了人口过多、交通拥堵、环境恶化、房价高企等社会问题,此时,超级城市的发展便进入了都市圈化时代。在这个阶段,城市发展的核心逻辑是“去中心化”下的“多中心化”。此时,城市的人口流动会出现两大特点:

首先,在行政及市场的双重调控下,城市核心区的人口增长呈现结构性调控:大量的中低端人口向更远些的区域迁移,而不少的高端人口继续集聚。

核心区的总体人口增长会出现短期性的“稳中趋跌”。这便是时下北京、上海人口流动的特点。

其次,大量人口向远郊区及卫星城转移。目前上海及北京、深圳等城市人口流动正处于这个阶段。

根据东京、首尔、伦敦及纽约等都市圈发展规律,未来远郊区及卫星城的人口量将达到都市圈的近半水平。

3,再中心化阶段;

时下的北上深等三大都市圈皆处于第二个阶段:远郊化阶段。

在这个阶段,为什么环一线会成为都市圈化人口的主要承接地,主要原因有:

A,受困于严重的大城市病,北上深等在严格控制人口;

时下不管是北京、上海还是深圳,人口控制已成政府的头等大事。以北京为例,为了向外赶人,甚至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拆墙打洞。上海与深圳也如此。

但值得注意的是,北上深在拼命赶人的背景下,北上深对全国人口的虹吸能力并未减弱,且北上深在严格控制人口,因此大量北上深的人口向周边的环一线疏解则成了必然趋势。

B,北上深房价高企将对不少人口形成强烈的挤出效应;

北上深房价的高企已成为这些城市对外赶人的另一助推力。

C,交通一体化将使人口向超级城市的远郊化外溢成为可能;

在北上深等三大都市圈化战略中,中心城市与周边卫星城的交通一体化成为了核心内容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人口的远郊化外溢,其最大的交痛点是职住分离下的通勤时间。伴随交通一体化的推进,远郊卫星城与中心城市间通勤时间必然相应改善,因此中心城市内的就业人口的外溢便成了可能。

D,一体化下的产业疏解,也会远郊化的人口外溢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大城市人口外对疏解的难点就是上班问题,伴随都市圈战略的推进,产业的对外疏解,人口自然向周边的环一线转移。

E,都市圈化,北上深的城市架构正在去中心化,这也利于环一线的发展;

以北京为例,原来的北京是以天安门为原点,然后对外环式摊大饼式发展的中心化城市,然而在京津冀一体化下,去中心化成为了北京城市架构重组的核心词,主要动作便是一主三副的构建:即通州副中心、北京新机场及雄安新区等三大副中心。

伴随“三副”的推进,三副周边环一线的城市价值已全面重构。如通州副中心圈层的北三县及武清、宝坻,北京新机场圈层的廊坊、永清、固安及霸州北和雄安新区及周边的环雄等,城市价值正在重组中。

正是在上述力量助推下,北上深等三大超级城市未来数年的人口流动会呈现“北上深控人,环一线增人”的情形。

以环京的廊坊为例:圈内的刘晓博对2010-2016年间全国18个主要城市的人口增长、资金流动、财政收入增长及GDP增长等四项指标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在2010至2016年间,鉴于一体化利好,在全国18个主要城市中,近京的廊坊资金流入量排名第一,人口增长率排名第三,财政收入增长率排名第二,GDP增长率排名第六。

综合资金流入量、人口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及GDP增长率,廊坊排名第一。

不过有关环一线,我在此也澄清一个概念:环一线是边界的,或者说,大城市的都市圈化是有边界的,不是可以无限制对外摊大饼的。纵观东京都市圈、伦敦都市圈、首尔都市圈等较成熟的都市圈,可以发现,都市圈化的发展边界是离中心城市80-90公里处,很难再往外辐射。

叶书利强调,在新的人口向都市圈结构性流动背景,正如融创董事长孙宏斌所言,未来的楼市就是二八分化:长期来看三四线城市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市场。不排除中间可能繁荣一两年后,再低迷七八年。相反,一线城市及受益于一线城市的溢出效应,一线城市的周边未来价格有一个比较大的上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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